10月13日，司法部发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第二批典型案例，引发社会关注。
“月度行政处罚不少于2件、罚款金额不少于2000元”成硬性任务？
据新京报报道，10月13日，司法部发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第二批典型案例。其中一例显示，河南省某县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在监督中发现，县消防救援大队通过微信工作群向各街镇下达“月度行政处罚不少于2件、罚款金额不少于2000元”的硬性任务，并辅以“接龙打卡”和“月末通报”进行考核，导致当地消防行政处罚案件呈现出“整齐化”的反常特征。此案一经发布，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法治建设深入推进的今天，为何还有“罚没KPI”重现“江湖”？无需深入追问，也能找到答案：此案既折射出部分基层单位依法行政意识淡薄，更暴露出一些基层领导在推进工作上仍存在“指标先行”的路径依赖。
执法价值的根本抉择，不仅关乎法治的成色，更关乎发展的根基与市场的信心。
罚款指标严重背离法治精神。这样的常识仍有必要重申。行政处罚法及相关实施细则三令五申，严禁向行政执法机关下达罚没指标。行政处罚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创收”，而在于纠正违法行为、教育警示公众、维护社会秩序。一旦将罚款数额与执法绩效挂钩，甚至明码标价、摊派任务，执法行为便极易异化为“为罚款而执法”。
这不仅扭曲了行政执法的初衷，更与建设法治政府、激发市场活力的时代要求南辕北辙。如本案所示，当执法者眼中只剩下“2000元”的指标时，执法的公正性、必要性原则便荡然无存，法律的严肃性与政府的公信力也随之受损。
监督叫停彰显了制度纠偏之效。在此案例中，县级行政执法监督局能够从案件数据的异常中敏锐发现问题，并主动启动监督程序，最终纠正了错误，充分体现了内部层级监督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这不失为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积极信号。
当然，事后纠偏必须辅以事前预防和事后追责。若不能从源头上铲除“指标思维”的土壤，不能对乱作为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进行有效问责，类似的“罚没KPI”就很可能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对于此类事件，绝不能止于“纠正”，而必须启动问责程序，查明是谁、基于何种动机下达了这样的违法指令，并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唯有让乱作为者付出代价，才能形成强大震慑，杜绝“下不为例”的侥幸心理。
严格执法的前提与基石，在于毫不动摇地依法执法。各执法部门应以此为戒，全面排查清理任何形式的罚没指标或变相指标，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执法考评机制，将工作重心从“罚了多少”转向“防住了多少风险”“解决了多少实质问题”。
“月罚款不少于2000元”的闹剧警示，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既要关注外部违法行为，也要时刻警惕内部的执法异化。每一个基层政府都需做出清醒抉择：是选择短视的“钱袋子”，还是选择长远发展的“命根子”——一个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正常 大部分省的县级单位经济差

不准罚钱，不准收钱，全靠财政支出，编外的人员工资怎么解决！

趋利执法，镇江也有

我觉得是和当地的财政状况无关的，因为这事是被县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发现的，而且仅是当地消防大队的要求，如果真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应该是当地统一行动，而不会仅是消防部门，所以说，肯定是有其他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