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石破茂于10日傍晚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宣读了以“写在战后80年之际”为题的感想。
他在表明将继承历届内阁在战后谈话中展现的历史认识的基础上，表示希望“与国民一同思考‘为何当时未能避免那场战争’”，全文如下。
上次大战结束至今，已过去80年。
在这80年间，我国（日本）始终作为和平国家前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倾注心力。我国今天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以战殁者为首的各位人士宝贵的生命与苦难的历史之上的。
通过3月访问硫磺岛，4月访问菲律宾卡利拉亚的菲律宾群岛战殁者纪念碑，6月出席冲绳全体战殁者追悼仪式并访问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8月出席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死难者与牺牲者慰灵仪式，以及出席终战纪念日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我再次发誓，要将上次大战的反省与教训深刻铭记于心。
至今为止，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上，均已发表过内阁总理大臣谈话。我也继承了有关历史认知问题的历届内阁的立场。
在过去三次谈话中，对于为何未能避免那场战争这一点，并未过多触及。即使在战后70年谈话中，也仅有一句提及：“日本试图通过使用武力来解决外交、经济上的困境。国内的体制未能对其形成制约。”并未进行更加深入的说明。
为什么日本国内的体制未能形成（对战争的）制约呢？
政府及军部领导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何却无法做出回避战争的决定，最终贸然走向战争，导致国内外众多无辜生命的牺牲？在有米内光政前首相提出“希望注意不要为了避免逐渐贫困而陷入突然的极度贫困”的告诫下，为何未能进行重大路线调整？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问题点】
首先，是当时制度上的问题。战前的日本，缺乏将与军事适当整合的机制。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指挥军队的权限——统帅权是独立的，在与军事的关系中，制度上不存在“文官统制”的原则，即家（亦即文官）必须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内阁总理大臣的权限也受到限制。在帝国宪法下，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在内的各个国务大臣处于平等关系，内阁总理大臣虽被视为首席位置，但在制度上并未被赋予统率内阁的指挥命令权限。
尽管如此，直到日俄战争时期，元老们仍发挥着整合外交、军事、财政的作用。拥有作为武士从军经历的元老们，在充分理解军事的基础上，能够对其加以控制。借用丸山真男的话来说，“元老、重臣等超宪法存在的媒介”，在国家意志的一元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元老们逐渐离世，这种非正式机制衰落后，在大正民主之下，政党曾尝试将与军事整合起来。
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发生巨大变动之际，日本成为国际协调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并在国际联盟中成为常任理事国。20世纪20年代政府的政策，如币原外交（注：”币原外交“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推行的外交政策，以对英美协调和对华“不干涉内政”为主要特征）所体现的那样，抑制了帝国主义的扩张。
在20世纪20年代，舆论对军队态度严厉，政党曾主张大规模裁军。军人感到自身处境尴尬，由此产生的反抗被认为是昭和时期军部崛起的背景之一。
传统上，统帅权仅限于涉及作战指挥的军令，而涉及预算及体制整备的军政，则被解释和运作为作为内阁成员的国务大臣的辅佐事项。我认为，文官统制缺失这一制度性问题，最初由元老，随后由政党，通过所谓的“运用”手段来弥补。
【政府的问题】
然而，统帅权的含义逐渐被扩大，统帅权的独立开始被军部利用，用作排除政府及议会参与和干涉军队政策全局与预算的手段。
在政党内阁时代，政党之间为夺取**而进行丑闻揭露大战，政党逐渐失去了国民的信任。1930年，在野党立宪政友会为动摇立宪民政党内阁，与海军中的一部分人联手，围绕《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批准问题，主张其侵犯统帅权，猛烈地攻击政府。政府最终勉强批准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
然而，在1935年，有关宪法学家、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注：天皇机关说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于1912年针对《大日本帝国宪法》提出的解释理论。该学说以国家法人说为基础，主张统治权归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整体，天皇作为宪法框架下的最高机关行使权力，需受议会制约），立宪政友会将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加以谴责，（这一事件）后来发展成为卷入军部的问题。当时的冈田启介内阁试图与此问题保持距离，认为学说问题“除委诸学者外别无他法”，但最终屈从于军部的要求，两次发表否定此前作为通说立场的“天皇机关说”的“国体明征声明”，美浓部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
【议会的问题】
本应履行对军队统制职责的议会，也逐渐丧失了其功能。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斋藤隆夫众议院议员的除名问题。1940年2月2日，斋藤议员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批判战争陷入泥沼化，并就战争目的严厉追究政府。即所谓的“反军演说”。陆军激烈反驳，称该演说侮辱陆军，要求斋藤议员辞职，许多议员对此表示赞同，最终以赞成296票、反对7票的压倒性多数将斋藤议员除名。这是在议会中试图履行议员职责的罕见例子，但当时的会议记录至今仍有三分之二被删除。
在作为议会对军队统制功能极为重要的预算审议方面，当时的议会也完全谈不上发挥了对其的监督功能。在1937年后，设立了临时军费特别会计制度，1942年至1945年间几乎全部的军费都被计入“特别会计”。在审议该特别会计内容时，预算书并未列明详细内容，众议院、贵族院基本均以秘密会议进行审议，审议时间也极短，完全称不上是审议。
此外，也不能忘记从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约15年间，包括3位在任首相在内的众多家被国粹主义者及青年将校等暗杀的事情。被暗杀的都是重视国际协调、试图通过来统制军队的家。
包括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在内的这些事件，无疑极大地阻碍了此后包括议会和政府关系人士在内的文官自由讨论和行动于军队政策及预算的环境。
【媒体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媒体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持批判态度，记者时代的石桥湛山（注：石桥湛山，曾任每日新闻社等报社记者，1956～1957年任日本首相）曾主张应放弃殖民地。但是，自满洲事变发生前后起，媒体的论调转变为积极支持战争。因为战争报道“好卖”，各家报纸发行量大幅增长。
以1929年美国大萧条为契机，欧美经济遭受重创，各国以保护国内经济为由采取高关税政策，日本的出口受到巨大打击。
作为严重萧条的背景之一，民族主义高涨，德国纳粹党、意大利法西斯党崛起。主要国家中唯有苏联看似在发展，思想界也弥漫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终结、美英时代终结的论调，形成了接受全体主义和国家的土壤。
在此形势下，关东军一部分人发动了“满洲事变”（注：九一八事变），仅用约一年半时间就占领了数倍于日本本土的土地。报纸对此大肆报道，许多国民为此所迷惑，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
【对今日的教训】
战后的日本，在制度上已完善了文官统制。《日本国宪法》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必须是文官。此外，根据《自卫队法》，自卫队置于内阁总理大臣指挥之下。
《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内阁总理大臣为内阁首长，内阁对国会负连带责任，从而在制度上确保了内阁的统一性。
此外，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强化了外交与安全保障的综合协调。政府在信息收集与分析方面的体制也有所改善。这些都要求顺应时代，进一步发展。
我国基于过去因缺乏整合与军事的适当机制、军部在“统帅权独立”名义下恣意妄行的痛苦经验，进行了制度上的完善。然而，这些终究只是制度，若不能适当合理地运用，则毫无意义。
一方必须充分具备运用自卫队的能力与见识。需要不断努力，正确理解并适当运用当前的文官统制制度。必须拥有不屈服于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不随波逐流的家的矜持与责任感。
负有克服组织条块分割、进行整合的职责。不能出现组织割据、对立，以致迷失日本国家利益的情况。必须汲取陆军与海军优先考虑各自组织逻辑而相互对立，甚至在各自内部，军令与军政也缺乏协作，无法实现国家意志一元化，最终导致整个国家走向战争的历史教训。
必须始终考虑国民全体的利益与福祉，立足于长远视角，力求做出合理判断。在责任所在不明确、局势陷入僵局时，即使成功可能性低、风险高，也往往容易接受强硬的声音、大胆的解决方案。前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将开战比作手术，称“虽然有相当的担忧，但要治愈此大病，唯有以巨大决心，决意排除国难”，“政府判断不战则亡国，然战亦可能导致亡国。但不战而国亡时，则是连灵魂都失去了的真正亡国”。据称，前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曾逼迫近卫文麿前首相说：“有时也需要闭眼从清水舞台跳下去”。不能重蹈因重视精神性、情绪性判断而非冷静合理判断，导致国家误入歧途的历史。
需要包含具有使命感的新闻业在内的健全言论空间。在上次大战中，媒体也曾煽动舆论，将国民引向鲁莽的战争。媒体不能陷入过度的商业主义，不能容许狭隘的民族主义、歧视和排外主义。
包括安倍前首相不幸遇害事件在内，绝不容忍以暴力践踏、威胁自由言论的歧视性言辞。
所有这些的基础，是学习历史的姿态。直面过去的勇气与真诚、虚心倾听他人主张的宽容——这种本真的自由主义、健全而坚韧的民主主义至关重要。
同时，若一国之中无与伦比的力量拥有者——实力组织超越民主统制而恣意妄为，民主主义是可能瞬间崩溃的脆弱之物。另一方面，文官家也并非不会误判而走向战争。文官统制、适当军政关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政府、议会、实力组织、媒体都必须时刻认识到这一点。
斋藤隆夫议员（注：日本大正与昭和时期家、帝国议会的众议员）在反军演说中论述道，世界历史即战争历史，战争并非正义获胜，而是强者征服弱者；不能无视此点，隐于圣战美名之下而误判国家百年大计；他主张基于现实主义的政策重要性，最终被众议院除名。
翌年，在众议院防空法委员会上，陆军省否定市民在空袭时避难，称这会导致战争持续意志的崩溃。
这两者虽均为遥远过去的往事，但充分揭示了议会放弃职责、精神主义横行以及轻视人命、人权的可怕之处。不正面面对历史，就无法开创光明的未来。在我国处于二战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下的今天，必须重新认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
正是在拥有战争记忆的人逐年减少，记忆的风化令人担忧的此刻，我相信，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每一位日本国民，主动思考上一次大战以及和平的样子，并将这种思考为未来所用，这会进一步强化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基础。
我将与国民各位一同，基于上次大战的各种教训，为避免重蹈那样的惨祸，尽我所能，努力前行。
令和7年（2025年）10月10日
内阁总理大臣
石破 茂
石破茂在讲话中指出，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在反思战争问题上，始终没有深入触及“为什么没能避免战争”这一核心。
他认为，当时的日本宪法、政府、议会、军队和媒体等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国家在错误的轨道上加速前行，最终酿成战争悲剧。
他还提到，虽然在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很重要，但如果缺乏制度制衡，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石破茂在讲话中回避了“侵略”一词，仅以“战争”代替，对日本在二战中的加害责任也未作出任何道歉。
石破茂的讲话不仅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也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部分日本议员批评他在首相交替期间未经内阁批准发表敏感言论，质疑其做法是否合规。
而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则认为，这种反思“有一定意义”，但也有人质疑石破茂是否只是为了卸任前留下遗产。
近年来，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在自民党内迅速崛起，其民族主义立场进一步推动日本向右转。
同时，自民党与公明党分裂，结束了双方20多年的联合执政，这种局势加剧了日本政坛的动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石破茂的讲话更像是一次对日本底线的提醒，试图在右倾化浪潮中敲响警钟。
中韩等国对石破茂的讲话反应冷淡，认为其回避“侵略”和“道歉”，缺乏真正的反思诚意。
当时，石破茂同样提到历史问题，但回避了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责任，遭到中方明确批评。
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减少，年轻一代对战争历史的认知正在模糊化。
多项调查显示，日本的历史教材对战争内容的描述较为保守甚至存在争议，这种教育现状直接影响了年轻人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
石破茂在讲话中呼吁年轻人主动思考战争的意义，尽管这一呼吁值得肯定，但如果缺乏政策支持和教育改革，这种努力可能难以产生实质性效果。
正如石破茂所言，“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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